【栏目语】讲述红色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弘扬长征精神，谱写时代新篇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为缅怀红军在印江的光辉业绩，传承发扬革命优良传统，印江自治县融媒体中心在县属各媒体平台同步开设“红军在印江”栏目，持续刊载红军在印江的历史故事。

  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
印江人民的顽强斗争

红二、六军团主力东进和黔东独立师撤离后，黔东苏区沦陷。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纷纷返回根据地，组织“还乡团”、“清乡队”，叫嚣“一人当红军，全家都诛灭”、“房屋烧光、人畜过刀”，杀气腾腾地向苏区人民进行报复，大批红军伤病员、苏维埃干部，支红分子惨死于敌人的屠刀和酷刑之下，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黔东苏区。

六井溪、沙子坡、红溪一带，过去因闹“神兵”曾被反动派骂为“神匪之区”，后来又被斥为“红匪区域”，不少游击队员，头上带着“神匪”、“红匪”两顶帽子，惨遭迫害，一般群众，也被勒索用十二块光洋领取一张“良民证”，以免飞祸。国民党当局将上述地区划为“劝化宣抚”区域，委任陈尚廉为西区区长，张冠治为宣抚委员兼清乡大队长，区府驻张家寨。任风生为北一区区长，郭均安为宣抚委员，任邑梅为清乡大队长，区府驻毛寨。在土豪劣绅、反动官吏中，以毛坝伪区长陈文澜，区大队长陈文会，刀坝区大队长安永城，西区清乡大队长张冠治，毛寨伪区长任风生，沙子坡马家庄联保主任傅万湘，坪底清乡队长任志周等人报复最烈，手段最毒，杀人最多。

1934年6月9日（古历4月28日），红三军首次进抵印江县刀坝，当天便派兵来到来安营毛坝捕捉伪区长陈文澜，未获。在土地革命中，陈带着区大队长陈文会，区公所助理陈跃庭，司爷张崇龙等人溜进印江县城“避难”，以待时机。及至当年9月，黔军杨昭卓旅进剿刀坝，陈文澜等人便跟在屁股后面返归故里，陈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，鉴于过去的教训，招兵买马，网罗亡命，立即着手组织反革命武装，并在来安营狮子山营盘构筑工事。1934年11月中旬，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、红三军干部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、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约200多人，从沿河出发，经我县的茅草盖、梯子岩、胡家坝、安家坝等地，到达来安营，准备前往酉阳一带，寻找红军主力，行至下寨坝，即被安永成匪部发觉并跟踪追击，我军且战且走。陈文澜匪部闻迅，立即鸣锣为号，招兵聚击，陈文会急率匪众迎头拦截，与后面尾追的安匪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。伪乡长梁一之，匪首陈沛然、陈文藻也率“清乡队”赶到，我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。经过激战，大部份战士突围而去，但我军损失也很严重，当场牺牲20多人，还有24名伤病员和战士被俘。陈文会杀气腾腾地传达了陈文澜的命令：“区长说，抓到的红军，全部杀掉”。他随即用马刀砍杀我被俘红军4名，匪兵陈文见也砍杀5名。剩余的15人被押至狮子山营盘，陈文会即令将3个年龄较大的被俘红军（其中一个叫马医官）捆在树子上，其余12人分别关押在吴永清家苕坑里和搭斗下，陈文见先将捆绑在树上的1个红军砍杀于营盘门边。当天晚上，陈文见、陈文桥等匪众又将马医官和另一个被俘红军的手脚捆住，平悬在棬子树上，下面再烧火燎烤，并且烧红的杠炭烫烙胸膛和腹部，直至活活折磨而死。次日早晨陈文澜命张崇龙、彭善初写好“祭文”、“契书”，备办好供果，而后把关在苕坑里的8名被俘红军押到猫猫湾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（陈被我军镇压），逼迫8人跪成一排，陈文澜亲持马刀，将8名战士的头皮割破，用迷信钱纸依次蘸血，摆在坟前，搞所谓“挂红祭坟”。由张崇龙、彭善初高喊“三献礼”，朗读“祭文”、“契书”，陈文澜随即将沾满红军鲜血的“纸钱”烧化。还未烧完，陈文澜便举起马刀砍杀我被俘战士1人，陈文会也砍杀一人。余下的六人，仍被带回，与原关在搭斗下的4名战士一起关在苕坑内。这10名被俘红军，后来除三名幸免身死外，其余7人，被陈文会、陈文见、陈文全、判徒郑玉章、郑传龙等人押至双眼坑杀害。陈文见首先在坑边砍杀1人，其余6人被匪徒们一个一个地推下深坑。至此，陈文澜及其“清乡队”，前后残杀我被俘红军21人，真是血债累累。

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，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“清乡队”张万超、张龙湘等人的魔掌。匪徒们把何头盖骨敲开一个洞，灌上桐油、灯草，然后点火焚烧，谓之为“点天灯”。其痛苦之状，惨不忍睹。

1934年10月，红军主力刚离开，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、土豪黄吉庭、黄庭才和“清乡队”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。3名红军代表被捕。其中还有一个名叫丁兰英的女同志。乡丁们把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，用穿心扛抬到高洞河边，两端搁在石头上，下面烧火燎烤，当即活活烧死，随后又将尸首抛入河中。匪徒黄朝良唯恐人还未死，又追下河去朝尸体上戳上几刀。丁兰英同志受尽折磨后，卑鄙的敌人又以四块光洋的身价将她卖与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。丁坚贞不屈，誓死不从，后来终于巧妙地逃离男方家门，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。

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，被安永成匪部捉住后，用打鞋子的锥子一锥一锥地刺，这种刑法短期内不会致命。黄痛楚难熬，几度死去活来，最终惨死于敌人的毒手。

在此之前，兰克乡游击中队郑少南，率队到中坝沟打给养时，也遭安永成伏击而牺牲。

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，土地革命中曾分了地主老财易太义，杨胜松的土地，后来易杨2人勾结匪首任贞顺、派匪兵任贞元、银高二把戴世西家抢劫一空，当场杀死其三哥戴世六、四哥戴世秀，抓走其父戴友才。几天后其父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。

坨寨农民王世焕、赵佐怀，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后被“清乡队”杀害于白岩河坝，赵的妻子听说还要满门抄斩，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跑进深山躲藏，一家人逼得五离四散。赵的母亲由于长期悲愤郁结，结果双目失明。

坪底候家沟农民侯世农、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（世农之哥），曾参加红军游击队，后来3人同时被板溪伪区长张伯清、任锡坤等“清乡队”杀害于封神塘河坝。“清乡队”还烧了侯家的房子，赶走耕牛二头，所有财物被一抢而光。

据调查，被地主“清乡队”杀害的还有凉水、陡溪、沙子坡等地的游击队员十多人。由于年代较远，尚存的知情人也为数甚少，因而死难人数实在难于完全搞清，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。

至于被“清乡队”整得死去活来，逼得家破人亡，被迫流亡他方的革命群众，更是难计其数。

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，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，作战失利后机智脱险回家。伪区长陈文澜派人把谭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，一顿毒打后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取释，待谭家卖田当物如数交足之后，“清乡队”却只放出其父和伯父，谭绍成仍旧拘押不放。匪徒们对谭施用了三种酷刑，一是“猴子扳桩”；二是“灌辣椒水”，把谭的脚后跟和耳用蓑衣针穿通后，用绳子把身子绑在长板凳上，再把板凳倒立起来，头朝下脚朝上，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用茶罐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，一连灌了七、八壶，呛得谭绍成顿时昏了过去；三是“打风摆柳”，把谭倒悬在树子上，乡丁们站在四面打鸳鸯棒，这边打过去，那边打过来，身体左右晃荡，犹如风吹杨柳一般。后来，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，逃出了虎口，幸免于死。

永义农民袁焕章，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。后来被保长戴泽奎派人抓去捆绑吊打，手指也被砍掉一个，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。袁被迫卖房、卖地、卖耕牛，才被“释放”回家。

沙子坡农民任栋成，土地革命中曾分得土豪尹怀昌家一头耕牛，红军走后，尹怀昌的儿子尹超权疯狂地反攻倒算，不仅夺回了公牛，还把任栋成整个半死，逼得任栋成吞服烟士，自杀而亡。

在“清乡队”的淫威之下，无数革命群众为了免遭毒手，被迫逃亡他乡。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，逃到凤岗帮人为生，8年后才敢返乡。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，在思南等地流落了七年。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12年。仅红木村40余户农民，就被驱逐了12户。此种情况，真是不胜枚举。

在“清乡队”和国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，不少的红军干部，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，先后落入敌手，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，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，大约140余人，这些同志先关押在印江县城，后被押送到省会贵阳。

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，他们或妥协告密，或卖友求荣，或充当内奸，或倒戈相杀，很多优秀的军政干部和革命群众，就是死于他们之手。1935年2月20日，宁国学在杉树岩窝坨主持召开秘密会议，被当地土豪告密而被捕，在被押往贵阳途径石阡时，被敌悄悄杀害。

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，红军代表徐正清、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的。梁银星是池坝人，曾任游击大队长、他被傅万湘带领的“清乡队”捉住后，贪生怕死，变节投降。为了“戴罪立功”，梁秉承傅的旨意，充当内奸，诱捕夏、徐、谢三同志。特别恶劣的是，梁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。三位同志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。

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，自卫中队长吴天位、吴天明，主动与毛寨区“清乡队”接洽，并置办酒席款待“清乡队”头目谭习之、陈国安等人。他们摇身一变，又成了国民党的“良民”和“红人”。我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，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。

在国民党的残酷屠杀面前，革命的人民并没有屈服，并没有失去对于革命的坚强信念。苏区沦陷后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如既往地尽心照顾红军伤病员，保护红军文献。木黄地茶农民文万顺、文官平父子，悄悄护理一位伤员红军，其间反复转移藏匿地点，送饭熬药，历尽艰辛，精心照顾，直至红军战士痊愈。

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，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，并于解放后捐献给国家。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，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去的，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。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《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》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，其中有13件就是在我县搜集的。一些最珍贵的文献，如《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》、《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》、《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》、《乡苏维埃》、《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》、《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》等，就是印江县的风岩、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。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，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《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》；架井田的群众巧妙地保存了原“印江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”——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，这充分体现了我县人民对苏维运埃革命的怀念与忠诚。

1936年4月3日，红三军曾在我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了两条标语，一条是：“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！”落款是，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。另一条是：“保护‘神兵’家属，反对川军拉夫送粮！”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。红军走后，地主“清乡队”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，何瑞开等人砍了一堆柴草遮住，巧妙地保存了下来。1975年，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来印江征集红军文物，这两条标语连同木板被征集而去，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。

 红军时期的标语和歌谣，是当时革命的号角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，印江人民依然悄悄地保护和传唱。沙子坡、花园、凉水、毛寨、刀坝、罗南溪、来安营、毛坝、兰克、枫香堡、滚金坪、木黄等地都有红军标语被保存下来，多达45条。当年红军教唱的《工农歌》、《行军歌》、《服从革命命令》、《送郎参军歌》等红军歌谣在民间广为传唱。这些文物、标语和歌谣，成为印江革命历史的见证。

红军在印江期间，印江人民响应苏区党的号召，积极参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，送子弟参加红军，壮大红军的武装力量，开展游击战争，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向红军提供生活物资，大力支援红军的革命斗争，保障了红二、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和战略转移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主   编：陈   刚   副主编：左禹华